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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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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去行政化,教授年龄才不是问题  

2015-03-09 08:54: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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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敢言”著称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3月6日下午在贵州省全团讨论会上再抖“猛料”。他向记者曝“内幕”说,目前大学经费方面已经卡得很严了,不准乱报账,但比较弱的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加强监管。郑强同时还翻着手机短信向媒体求报道:别盯着浙大那个27岁教授,我们贵州大学刚引进了一位27岁的天津大学女博士,评为正教授。(南方都市报3月8日) 郑校长“求媒体”报道,是希望媒体关注中西部高校,也在改善人才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可是,27岁当正教授,就能说明人才环境改善了吗?这种拿人才的年龄做文章,与网友关注“最年轻”教授,不问其有何能力与贡献,就质疑有何两样呢?这并不代表学校就有先进的人才观——对于优秀人才,最好的环境,是不问出身、年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平等竞争,谁能胜任、做出一流成果,机会就给谁,不管其是资深的院士,还是普通的年轻人,不管他是27岁,还是57岁。 对一个人才的评价,年龄不应该是核心因素之一,应该针对其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聘任,如果其能力和贡献达到聘任的标准,那么就应该聘任,不管其年龄多大。可是,在我国的人才评价中,年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很多高校的正高职称,年青人所占比例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向青年学者推出倾斜政策、专门计划,贵州大学这名27岁正教授,就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职称评审被引进贵州大学,评为正教授的。 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

一直以“敢言”著称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36日下午在贵州省全团讨论会上再抖“猛料”。他向记者曝“内幕”说,目前大学经费方面已经卡得很严了,不准乱报账,但比较弱的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加强监管。郑强同时还翻着手机短信向媒体求报道:别盯着浙大那个 一直以“敢言”著称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3月6日下午在贵州省全团讨论会上再抖“猛料”。他向记者曝“内幕”说,目前大学经费方面已经卡得很严了,不准乱报账,但比较弱的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加强监管。郑强同时还翻着手机短信向媒体求报道:别盯着浙大那个27岁教授,我们贵州大学刚引进了一位27岁的天津大学女博士,评为正教授。(南方都市报3月8日) 郑校长“求媒体”报道,是希望媒体关注中西部高校,也在改善人才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可是,27岁当正教授,就能说明人才环境改善了吗?这种拿人才的年龄做文章,与网友关注“最年轻”教授,不问其有何能力与贡献,就质疑有何两样呢?这并不代表学校就有先进的人才观——对于优秀人才,最好的环境,是不问出身、年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平等竞争,谁能胜任、做出一流成果,机会就给谁,不管其是资深的院士,还是普通的年轻人,不管他是27岁,还是57岁。 对一个人才的评价,年龄不应该是核心因素之一,应该针对其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聘任,如果其能力和贡献达到聘任的标准,那么就应该聘任,不管其年龄多大。可是,在我国的人才评价中,年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很多高校的正高职称,年青人所占比例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向青年学者推出倾斜政策、专门计划,贵州大学这名27岁正教授,就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职称评审被引进贵州大学,评为正教授的。 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27岁教授,我们贵州大学刚引进了一位27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28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么?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有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引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 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岁的天津大学女博士,评为正教授。(南方都市报3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就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 8日)

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28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么?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有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引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 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 郑校长“求媒体”报道,是希望媒体关注中西部高校,也在改善人才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可是,27岁当正教授,就能说明人才环境改善了吗?这种拿人才的年龄做文章,与网友关注“最年轻”教授,不问其有何能力与贡献,就质疑有何两样呢?这并不代表学校就有先进的人才观——对于优秀人才,最好的环境,是不问出身、年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平等竞争,谁能胜任、做出一流成果,机会就给谁,不管其是资深的院士,还是普通的年轻人,不管他是27岁,还是57岁。

对一个人才的评价,年龄不应该是核心因素之一,应该针对其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聘任,如果其能力和贡献达到聘任的标准,那么就应该聘任,不管其年龄多大。可是,在我国的人才评价中,年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很多高校的正高职称,年青人所占比例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向青年学者推出倾斜政策、专门计划,贵州大学这名27岁正教授,就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职称评审被引进贵州大学,评为正教授的。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就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 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就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 28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么?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有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引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

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28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么?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有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引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 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就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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