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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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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最年轻教授”事件中扭曲的人才观   

2015-02-27 09:28: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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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行政评审,因此人们很担心这会有权势交易、潜规则,因此,会特别在乎年龄、头衔等——每次对最年轻教授的关注,其实,都存在这方面的因素——甚至有人呼吁,行政部门要为晋升教授、博导,确定明确的年龄和年限,不能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完全与推进去行政化背道而驰。 我国推进“千人计划”,意图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以提高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素质,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实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按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学者进行评价,不能再在人才评价、管理中讲资历、重头衔,而应该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关注职务表现,而不是有何职称和头衔。只有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不是动辄遭遇质疑,而我国的社会舆论,也应该摆脱传统的人才观,从关注人才的身份、头衔,到关注人才的真实能力和水平。
近日,27岁女生陆盈盈成浙大教授、博导一事备受媒体关注,而26日上午9点49分,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官网发布《致歉》,声明陆盈盈的职务是特聘研究员,并非教授、博导,全文如下:“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陆盈盈博士被浙江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之前的网页内容有误,致歉。”(南方都市报2月26人) 从网友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看,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最年轻”、“教授”、“博导”,而分析这三个关键词,恰恰反映出我国对人才的评价和管理,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讲资历、重头衔的问题。 网友首先质疑的是陆盈盈的年龄,因为媒体称,其“或恐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其实,就是其被聘为教授,这个年龄在中国高校教授中,早已不是最年轻的了——2012年,中南大学曾出现22岁的教授。这是典型的又拿年龄说事,一个人如果有担任教授的贡献和能力,应该不问年龄,可近年来,年龄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早在20年前,我国高校就曾出现过26岁的正研究员,当时曾轰动舆论,可20年后,二十七八岁被聘任为正高职称,这还会成为热门话题,可见人才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要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只有25岁,按学术标准评价人才,应该英雄不问年龄。 至于“博导”,浙大的解释,有些莫名奇妙,也暴露我国博导是头衔而非职务——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和博导,在国际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博导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头衔,就是职务,一个人招收博士,就是博导,不招收博士,就不是博导,在国外一流大学,博士刚毕业担任助理教授,就可以带博士,就是博士导师。可在我国,博导成为一级学术

近日,27岁女生陆盈盈成浙大教授、博导一事备受媒体关注,而26日上午949分,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官网发布《致歉》,声明陆盈盈的职务是特聘研究员,并非教授、博导,全文如下:“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陆盈盈博士被浙江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之前的网页内容有误,致歉。”(南方都市报226)

从网友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看,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最年轻”、“教授”、“博导”,而分析这三个关键词,恰恰反映出我国对人才的评价和管理,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讲资历、重头衔的问题。

。由于实行行政评审,因此人们很担心这会有权势交易、潜规则,因此,会特别在乎年龄、头衔等——每次对最年轻教授的关注,其实,都存在这方面的因素——甚至有人呼吁,行政部门要为晋升教授、博导,确定明确的年龄和年限,不能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完全与推进去行政化背道而驰。 我国推进“千人计划”,意图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以提高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素质,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实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按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学者进行评价,不能再在人才评价、管理中讲资历、重头衔,而应该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关注职务表现,而不是有何职称和头衔。只有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不是动辄遭遇质疑,而我国的社会舆论,也应该摆脱传统的人才观,从关注人才的身份、头衔,到关注人才的真实能力和水平。

网友首先质疑的是陆盈盈的年龄,因为媒体称,其“或恐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其实,就是其被聘为教授,这个年龄在中国高校教授中,早已不是最年轻的了——2012年,中南大学曾出现头衔,是要担任教授之后再遴选为博导,这导致本有能力带博士的讲师、副教授无法名正言顺带博导,而只有帮有博导头衔的人带博士。近年来,我国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北大、清华、浙大在内,都在进行博导制度改革,即取消博导头衔,将其回归为职务,讲师和副教授也可申请当博导。按照浙大的解释,原来可以招博士,却不是博导,这岂非怪事?这表明,改革并不彻底,一旦遭遇“质疑”,学校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正确回应,在人们的脑海中,博导还是重要的头衔,这是必须消除的观念。 浙江大学把陆盈盈的从教授改为特聘研究员,更耐人寻味,在目前的职称评审体系中,教授和研究员其实都是正高级职称,是需要由高级职称评聘委员聘任的,陆本人可能没有走完这一程序,但特聘研究员却不是职称,而是职务。学校有权直接聘任某人担任特聘研究员,可其却没有研究员职称,这听上去很是别扭,但却是我国高校的现实,有的高校的二级学院进行改革,可以直接由学院聘请教授,给予教授待遇,但学院聘请的教授,在学校校一级职称评审中却可能只是讲师。这种情况在所有机构的人才管理和评价中都存在,比如媒体机构把某位编辑聘为高级编辑,但这一高级编辑并非出版编辑系列的高级编辑职称。 这是职务异化为职称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我国的职称评审,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目前的教授评审,并非学术评审,而是行政评审,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享有与之对应的待遇和福利。而教授其实也该是职务,被聘在教授岗位就是教授,而离开教授岗位就不是教授。我国人才发展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都强调要打破人才评价中的官本位问题,推进人才管理和评价去行政化,可现实中,行政化的思维极为牢固22岁的教授。这是典型的又拿年龄说事,一个人如果有担任教授的贡献和能力,应该不问年龄,可近年来,年龄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早在20年前,我国高校就曾出现过26岁的正研究员,当时曾轰动舆论,可。由于实行行政评审,因此人们很担心这会有权势交易、潜规则,因此,会特别在乎年龄、头衔等——每次对最年轻教授的关注,其实,都存在这方面的因素——甚至有人呼吁,行政部门要为晋升教授、博导,确定明确的年龄和年限,不能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完全与推进去行政化背道而驰。 我国推进“千人计划”,意图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以提高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素质,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实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按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学者进行评价,不能再在人才评价、管理中讲资历、重头衔,而应该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关注职务表现,而不是有何职称和头衔。只有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不是动辄遭遇质疑,而我国的社会舆论,也应该摆脱传统的人才观,从关注人才的身份、头衔,到关注人才的真实能力和水平。 20年后,二十七八岁被聘任为正高职称,这还会成为热门话题,可见人才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要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只有25岁,按学术标准评价人才,应该英雄不问年龄。

至于“博导”,浙大的解释,有些莫名奇妙,也暴露我国博导是头衔而非职务——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和博导,在国际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博导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头衔,就是职务,一个人招收博士,就是博导,不招收博士,就不是博导,在国外一流大学,博士刚毕业担任助理教授,就可以带博士,就是博士导师。可在我国,博导成为一级学术头衔,是要担任教授之后再遴选为博导,这导致本有能力带博士的讲师、副教授无法名正言顺带博导,而只有帮有博导头衔的人带博士。近年来,我国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北大、清华、浙大在内,都在进行博导制度改革,即取消博导头衔,将其回归为职务,讲师和副教授也可申请当博导。按照浙大的解释,原来可以招博士,却不是博导,这岂非怪事?这表明,改革并不彻底,一旦遭遇“质疑”,学校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正确回应,在人们的脑海中,博导还是重要的头衔,这是必须消除的观念。

。由于实行行政评审,因此人们很担心这会有权势交易、潜规则,因此,会特别在乎年龄、头衔等——每次对最年轻教授的关注,其实,都存在这方面的因素——甚至有人呼吁,行政部门要为晋升教授、博导,确定明确的年龄和年限,不能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完全与推进去行政化背道而驰。 我国推进“千人计划”,意图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以提高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素质,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实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按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学者进行评价,不能再在人才评价、管理中讲资历、重头衔,而应该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关注职务表现,而不是有何职称和头衔。只有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不是动辄遭遇质疑,而我国的社会舆论,也应该摆脱传统的人才观,从关注人才的身份、头衔,到关注人才的真实能力和水平。

浙江大学把陆盈盈的从教授改为特聘研究员,更耐人寻味,在目前的职称评审体系中,教授和研究员其实都是正高级职称,是需要由高级职称评聘委员聘任的,陆本人可能没有走完这一程序,但特聘研究员却不是职称,而是职务。学校有权直接聘任某人担任特聘研究员,可其却没有研究员职称,这听上去很是别扭,但却是我国高校的现实,有的高校的二级学院进行改革,可以直接由学院聘请教授,给予教授待遇,但学院聘请的教授,在学校校一级职称评审中却可能只是讲师。这种情况在所有机构的人才管理和评价中都存在,比如媒体机构把某位编辑聘为高级编辑,但这一高级编辑并非出版编辑系列的高级编辑职称。

这是职务异化为职称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我国的职称评审,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目前的教授评审,并非学术评审,而是行政评审,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享有与之对应的待遇和福利。而教授其实也该是职务,被聘在教授岗位就是教授,而离开教授岗位就不是教授。我国人才发展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都强调要打破人才评价中的官本位问题,推进人才管理和评价去行政化,可现实中,行政化的思维极为牢固。由于实行行政评审,因此人们很担心这会有权势交易、潜规则,因此,会特别在乎年龄、头衔等——每次对最年轻教授的关注,其实,都存在这方面的因素——甚至有人呼吁,行政部门要为晋升教授、博导,确定明确的年龄和年限,不能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完全与推进去行政化背道而驰。

我国推进“千人计划”,意图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以提高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素质,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实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按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学者进行评价,不能再在人才评价、管理中讲资历、重头衔,而应该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关注职务表现,而不是有何职称和头衔。只有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不是动辄遭遇质疑,而我国的社会舆论,也应该摆脱传统的人才观,从关注人才的身份、头衔,到关注人才的真实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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