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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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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师德关键在师生共治  

2014-10-15 08:33: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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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划出针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首次列入其中。《意见》明确,有上述情形者,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同时,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7条红线加6大机制,是这次高校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教育部门重视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当然有必要,但是,“师德红线”从根本上说,只是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底线,而提高教师师德的长效机制,不是加强师德考核,而在于在高校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让教师有教育和学术的尊严。 我国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缺乏依法治校的氛围,学校领导和教授,时常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比如利用职权贪污、侵占国家资源,在招生、招标中操弄潜规则,更严重的问题是,有的学校就出台侵犯教师和学生基本权利的校规。 这次师德红线中,提到“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对学生实施性骚扰”、“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这些行为,根本不是师德问题,而是违法犯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应该由学校作为师德问题加以调查、处理,而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只有由司法机关调查,才能对这类行为进行严肃独立。 把违法犯罪问题作为师德问题处理,实质是矮化了师德,并可能纵容违法犯罪。比如,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如果学生向学校反映,学校在处理时,就可能出于维护学校荣誉等考虑,建议学生“私了”,结果对

9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划出针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首次列入其中。《意见》明确,有上述情形者,依法依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同时,建立问责机制,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7条红线加6大机制,是这次高校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教育部门重视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当然有必要,但是,“师德红线”从根本上说,只是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底线,而提高教师师德的长效机制,不是加强师德考核,而在于在高校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让教师有教育和学术的尊严。

我国当前高校教师队伍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缺乏依法治校的氛围,学校领导和教授,时常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比如利用职权贪污、侵占国家资源,在招生、招标中操弄潜规则,更严重的问题是,有的学校就出台侵犯教师和学生基本权利的校规。

这次师德红线中,提到“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对学生实施性骚扰”、“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这些行为,根本不是师德问题,而是违法犯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应该由学校作为师德问题加以调查、处理,而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只有由司法机关调查,才能对这类行为进行严肃独立。

老师没有任何处理,在现实中,有的学校就是采取这种手法处理这类问题的,甚至对猥亵学生的老师,也仅是调离原来岗位的处理。而这本应该追究法律责任。虽然《意见》也提到“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可谁来界定是否是“严重违法”?合适的处理,是只要涉嫌违法,就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学校只是配合调查,并视司法调查结果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理。 二是行政治校导致教师群体急功近利,失去教育和学术理想,催生教育和学术不端。真正提高教师师德的制度,是建立教师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决策权交给全体教师,与此同时,学生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权利,而不像现在就由行政配置学术和教育资源,同时行政力量可以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行政力量不受制约的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和各种利益因素纠缠在一起,让高校在招生、考研、评优、基建、财务等诸多领域,都存在潜规则。 拿招生来说,让高校招生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是,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实施,任何人员,包括校长不得影响招生结果,可我国目前高校的招生委员会,却是由校长牵头负责,这如何能杜绝行政权力对招生的影响?进而怎样根除招生中的权钱交易? 这次“师德红线”提到“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行为,引起舆论关注,也引起争议,称限制了恋爱的自由,而处理这一问题,也需要纳入现代大学治理框架,在国外大学,也是禁止师生恋的,禁止是出于利益回避,即防止与学生恋爱的教师,利用职权给恋爱对象评分、评优、毕业等优待,从而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也影响学校的培养标准。出现师生恋情况,要么教师选择离开学校,要么学生选择转学,之后可以继续恋爱。 这种利益回避意识和原则,其实贯穿在整个大学治理中。包括对校长职务也是如此,鉴于校长拥有行政权,而行政权可以影

把违法犯罪问题作为师德问题处理,实质是矮化了师德,并可能纵容违法犯罪。比如,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如果学生向学校反映,学校在处理时,就可能出于维护学校荣誉等考虑,建议学生“私了”,结果对老师没有任何处理,在现实中,有的学校就是采取这种手法处理这类问题的,甚至对猥亵学生的老师,也仅是调离原来岗位的处理。而这本应该追究法律责任。虽然《意见》也提到“对严重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可谁来界定是否是“严重违法”?合适的处理,是只要涉嫌违法,就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学校只是配合调查,并视司法调查结果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理。

二是行政治校导致教师群体急功近利,失去教育和学术理想,催生教育和学术不端。真正提高教师师德的制度,是建立教师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决策权交给全体教师,与此同时,学生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权利,而不像现在就由行政配置学术和教育资源,同时行政力量可以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行政力量不受制约的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和各种利益因素纠缠在一起,让高校在招生、考研、评优、基建、财务等诸多领域,都存在潜规则。

拿招生来说,让高校招生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是,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实施,任何人员,包括校长不得影响招生结果,可我国目前高校的招生委员会,却是由校长牵头负责,这如何能杜绝行政权力对招生的影响?进而怎样根除招生中的权钱交易?

这次“师德红线”提到“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行为,引起舆论关注,也引起争议,称限制了恋爱的自由,而处理这一问题,也需要纳入现代大学治理框架,在国外大学,也是禁止师生恋的,禁止是出于利益回避,即防止与学生恋爱的教师,利用职权给恋爱对象评分、评优、毕业等优待,从而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也影响学校的培养标准。出现师生恋情况,要么教师选择离开学校,要么学生选择转学,之后可以继续恋爱。

这种利益回避意识和原则,其实贯穿在整个大学治理中。包括对校长职务也是如此,鉴于校长拥有行政权,而行政权可以影响学校的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因此,从利益回避出发,学者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校长必须做出的选择,不能利益均沾,而在校长卸任后,可重新选择从事学术研究。

说到底,提高教师师德,行政部门发布的《意见》,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各高校在抓这项工作时,极有可能只是喊口号,走形式。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核心就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教授拥有学术自治权,另外,学生在学校办学中,可以通过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同时,参与学校事务。自治性质的学生会组织应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学生参与学校的重大办学事宜,同时,可代表学生争取、维护学生的权利。最近北大等9所学校发布的大学章程,都提到“师生共治”,这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但需要的是建立能切实落实的机制。大学如能摆脱行政至上,做到师生共治,教育质量的问题、师德的问题、教育公信力的问题,都将得以逐渐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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