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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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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外迁能让东方大学城获得重生吗?  

2014-04-24 08:05: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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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可我国大学,对分校(校区),基本采取行政治理方式,这就带来行政办公的校区,是中心校区,管理、运行相对不错,而其他校区,则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高校曾对异地办学模式进行探索,但始终没有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取得实质突破,到后来,教育主管部门对异地办学进行治理,几乎叫停了异地办学,受此影响,在大学城举办分校(校区)的学校也就纷纷撤离。 三是学校办学急功近利。这突出体现在一些实行非学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破产关门上,东方大学城曾有一批招收自考助学学生的学校,但后来由于高考升学率提高、生源萎缩,这些实行自考助学的机构,很难招到学生,于是人去楼空。其实,这些机构要持续生存、发展,不应该走学历教育路线,而应该回归非学历教育培训,可很少有机构愿意在非学历教育培训上深根,而是做学历教育的生意,说得不好听,就是贩卖文凭。 以上这些问题,应该在大学城下一步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不能再急功近利,用行政计划主导学校的的搬迁、办学,而应该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首先,对于学校是否外迁,怎样外迁,这不能由行政决策,必须充分听取师生意见,具体方案要提交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不能不顾教授的反对、学生的质疑,盲目执行上级部门的“战略部署”贸然迁校,一所大学校园文化的形成是需要积淀的,学校可以很快搬入一个新校区,但要把老校区的文化、传统搬过去,却十分困难,而且,老校园承载着师生的记忆,这种记忆对大学文化的建设,十分重要。 其次,对于异地办学(既保留原有校区,又建新校区),应该探索实行现代大学治理,不能还是采取目前的行政治校方式,据笔者了解,有一所大学整体搬到新校区之后,原校区曾闲置五六年时间,没有人过问,这造成极大的国家资源浪费,这是因为行政中心到新校区之后,对老校区也就没人关心,只有完善学校内部治理,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另外,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这对学校办学摆脱过多依赖行政,拓宽办学资源渠道,也不无裨

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创建于1999年,位于京津塘高速公路黄金分割点沿线的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隔30公里与北京相望,东行60公里与天津及渤海为邻,北京938路公交车往返于北京与大学城之间。大学城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然而,东方大学城却陷入了高校陆续撤离的尴尬。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的大背景下,针对“为缓解北京拥堵,最近传出部分北京高校外迁”说法。舆论普遍关心东方大学城能否借北京的教育资源外迁而获重生。(每日经济新闻4月17日)

益,我国大学愿意选择大城市、发达地区办学,而不像国外,有一些著名的大学,就办在镇上,是因为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而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也很单一。这个问题不解决,撤离大城市市中心的大学,有可能改日还会撤回,就如有一些举办在地级市的本科院校,近年来纷纷迁到省份城市办学一样。 再次,建好大学城,不是把学校搬进,学生招来那么简单,必须营造大学文化,包括师生的共同生活空间,举目全国的大学城,都存在一下课,教师就乘校车离去,只留下一堆学生的景象,学生们把自己称为“大学城孤儿”,要改变这种情况,是需要在调整大学办学定位(重视人才培养)、吸引师资、完善周边服务措施等方面做大量深入的工作的,而这方面的工作,政府部门、学校行政领导往往考虑很少,他们更关心外在形式,而忽视大学城的内涵。 在没有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时,构想高校的外迁,奢谈大学城的“重生”是毫无价值的。政府部门必须改变行政主导的传统思维,真正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来实现教育战略调整。

 

有国家的宏观政策,有现成的办学场地,东方大学城的“重生”,似乎可以期待。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反思当初大学成衰败的原因——在大学城鼎盛时期,共有近60所院校在东方大学城办过学,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国家法官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累计有超过40万名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过,最多时超过20家大学同时在此招生和教育。现在这些院校都已经撤离——还是采取行政统一部署的大学搬迁、大学城“重生”计划,还会重蹈覆辙

 

总体看来,大学城衰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学校在行政主导安排下进入大学城,这包括政府的主导和学校内部行政力量的主导,大多院校入驻大学城办学,并没有充分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就由行政拍板,加之当时教育产业化的氛围很强,学校入驻大学城办学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没有解决师资、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办学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持续发展十分困难。

 

二是没有建立合理的学校治理结构。不少院校入驻大学城办学,采取的是分校或者校区方式,这其实就是异地办学,在国外,异地办学模式比较成熟,比如有不少大学有众多分校,但各分校的办学质量都得到社会认可,因为学校采取现代大学制度治理,实行董事会(理事会)治理,对各分校的管理,不是垂直的行政管理,而实行分校的独立运行,在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方面,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管理、决策,而学校日常运行的行政事务则由行政机构负责。可我国大学,对分校(校区),基本采取行政治理方式,这就带来行政办公的校区,是中心校区,管理、运行相对不错,而其他校区,则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高校曾对异地办学模式进行探索,但始终没有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取得实质突破,到后来,教育主管部门对异地办学进行治理,几乎叫停了异地办学,受此影响,在大学城举办分校(校区)的学校也就纷纷撤离。

 

三是学校办学急功近利。这突出体现在一些实行非学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破产关门上,东方大学城曾有一批招收自考助学学生的学校,但后来由于高考升学率提高、生源萎缩,这些实行自考助学的机构,很难招到学生,于是人去楼空。其实,这些机构要持续生存、发展,不应该走学历教育路线,而应该回归非学历教育培训,可很少有机构愿意在非学历教育培训上深根,而是做学历教育的生意,说得不好听,就是贩卖文凭。

 

以上这些问题,应该在大学城下一步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不能再急功近利,用行政计划主导学校的的搬迁、办学,而应该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首先,对于学校是否外迁,怎样外迁,这不能由行政决策,必须充分听取师生意见,具体方案要提交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不能不顾教授的反对、学生的质疑,盲目执行上级部门的“战略部署”贸然迁校,一所大学校园文化的形成是需要积淀的,学校可以很快搬入一个新校区,但要把老校区的文化、传统搬过去,却十分困难,而且,老校园承载着师生的记忆,这种记忆对大学文化的建设,十分重要。

 

其次,对于异地办学(既保留原有校区,又建新校区),应该探索实行现代大学治理,不能还是采取目前的行政治校方式,据笔者了解,有一所大学整体搬到新校区之后,原校区曾闲置五六年时间,没有人过问,这造成极大的国家资源浪费,这是因为行政中心到新校区之后,对老校区也就没人关心,只有完善学校内部治理,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另外,建立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这对学校办学摆脱过多依赖行政,拓宽办学资源渠道,也不无裨益,我国大学愿意选择大城市、发达地区办学,而不像国外,有一些著名的大学,就办在镇上,是因为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而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也很单一。这个问题不解决,撤离大城市市中心的大学,有可能改日还会撤回,就如有一些举办在地级市的本科院校,近年来纷纷迁到省份城市办学一样。

 

再次,建好大学城,不是把学校搬进,学生招来那么简单,必须营造大学文化,包括师生的共同生活空间,举目全国的大学城,都存在一下课,教师就乘校车离去,只留下一堆学生的景象,学生们把自己称为“大学城孤儿”,要改变这种情况,是需要在调整大学办学定位(重视人才培养)、吸引师资、完善周边服务措施等方面做大量深入的工作的,而这方面的工作,政府部门、学校行政领导往往考虑很少,他们更关心外在形式,而忽视大学城的内涵。

 

在没有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时,构想高校的外迁,奢谈大学城的“重生”是毫无价值的。政府部门必须改变行政主导的传统思维,真正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来实现教育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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