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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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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由办学,要打破“出身论”和“成分论”  

2014-03-22 08:40: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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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何南科大还在筹办,就可招生,一获招生权,就可放在提前批自主招生,可我们办了10多年的学,要独立办学都不允许?申请20%的自主招生权,也不给。”最近,笔者到一所独立学院调研,该校负责人曾担任某省副省长,他深刻感受到,在我国教育领域,还盛行“出身论”和“成分论”。

   

“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何南科大还在筹办,就可招生,一获招生权,就可放在提前批自主招生,可我们办了10多年的学,要独立办学都不允许?申请20%的自主招生权,也不给。”最近,笔者到一所独立学院调研,该校负责人曾担任某省副省长,他深刻感受到,在我国教育领域,还盛行“出身论”和“成分论”。 这确实让学校感到困惑,一所办了10年本科,已经独立授予自己学位的学校,可却不允许与母体校分开独立自主办学,招生只能放在第三批,而刚举办,连校舍还没有建成的学校,却可招生本科生,且放在第一批招生,执行重点批次录取线,这是很难让人想得通其中的逻辑的。 独立学院有这样的困惑,当年很多民办院校也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办学10多年了,可却不能招收本科,而由公办大学举办的独立二级学院,校舍、图书资料、师资没解决,却可立即招收本科,不能授予自己的学位,而采取授予母体学校文凭的做法。由于享受到母体学校的“身份优势”,独立学院曾风光无限,转眼他们也发现自己要走得更长远,身份成了自己的“短板”。 这种根据举办者的身份,对大学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反思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学校进行身份歧视,并不利于建立学校平等竞争的教育环境。我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消除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举办者的身份对保障学校的办学质量极为重要。比如,南科大的举办者是深圳市政府,政府可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因此,经费、师资、场地都不是问题,由于市政府对其的定位,是办成一流大学,因此可以高起点的定位为在提前批招生,实行一本分数线。再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是两所有影响力的大学——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大家当然相信其联合举办的学校会很不错。 可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举政府之力,就能办出好学校?同时,有何理由

这确实让学校感到困惑,一所办了10年本科,已经独立授予自己学位的学校,可却不允许与母体校分开独立自主办学,招生只能放在第三批,而刚举办,连校舍还没有建成的学校,却可招生本科生,且放在第一批招生,执行重点批次录取线,这是很难让人想得通其中的逻辑的。

 

怀疑民间资金,就不会有办好教育的能力?在美国,无论是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学校,还是民间资金举办的私立学校,在设立时的审批是按一样的条件,在学校设立之后,学校想进行怎样的教育,是学校的自主权,而至于学校举办的教育,是否得到社会专业认证机构的认可、受到受教育者的欢迎,那不是政府部门操心的事。得不到认可的学校自然难以生存,被淘汰出局。 其实,就是很多“出身”不错、“成分”很好的大学,也在质疑行政审批的合理性,像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就多次表达对学校只能按部就班招本科,再招硕士、博士的不满,希望能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由社会认证。但这一改革已经随南科大纳入计划体制内招生,而无法继续推进。 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已成为我国继续发展高等教育最大的障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3300万,但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没有丝毫缓解,原因在于,我国根据学校的“出身”,把高校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地方院校,分为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三本院校是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出身决定了学校的等级、高低,也限制了学生的选择空间。 按“出身”、“成分”来管理教育,并不仅仅体现在学校的举办上,而是贯穿在所有教育环节。比如,在重大项目申请中,来自名校的教授,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优先权,而在名校内部,有学术头衔者,也享有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在职称评审中,民办学校的教师,就比公办学校的教师低人一等,这制造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也加剧整体教育的不公平。 说到底,对教育进行出身和成分管理,是一种行政计划思维。这深刻影响我国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本来,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受教育者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可是处处讲出身、成分,与平等、自由格格不入。于是很多办学者,不是把精力用在办学中,而是用在追求身份中,当初独立学院的诞生,就是追求公办身份的结

独立学院有这样的困惑,当年很多民办院校也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办学10多年了,可却不能招收本科,而由公办大学举办的独立二级学院,校舍、图书资料、师资没解决,却可立即招收本科,不能授予自己的学位,而采取授予母体学校文凭的做法。由于享受到母体学校的“身份优势”,独立学院曾风光无限,转眼他们也发现自己要走得更长远,身份成了自己的“短板”。

 

怀疑民间资金,就不会有办好教育的能力?在美国,无论是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学校,还是民间资金举办的私立学校,在设立时的审批是按一样的条件,在学校设立之后,学校想进行怎样的教育,是学校的自主权,而至于学校举办的教育,是否得到社会专业认证机构的认可、受到受教育者的欢迎,那不是政府部门操心的事。得不到认可的学校自然难以生存,被淘汰出局。 其实,就是很多“出身”不错、“成分”很好的大学,也在质疑行政审批的合理性,像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就多次表达对学校只能按部就班招本科,再招硕士、博士的不满,希望能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由社会认证。但这一改革已经随南科大纳入计划体制内招生,而无法继续推进。 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已成为我国继续发展高等教育最大的障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3300万,但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没有丝毫缓解,原因在于,我国根据学校的“出身”,把高校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地方院校,分为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三本院校是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出身决定了学校的等级、高低,也限制了学生的选择空间。 按“出身”、“成分”来管理教育,并不仅仅体现在学校的举办上,而是贯穿在所有教育环节。比如,在重大项目申请中,来自名校的教授,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优先权,而在名校内部,有学术头衔者,也享有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在职称评审中,民办学校的教师,就比公办学校的教师低人一等,这制造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也加剧整体教育的不公平。 说到底,对教育进行出身和成分管理,是一种行政计划思维。这深刻影响我国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本来,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受教育者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可是处处讲出身、成分,与平等、自由格格不入。于是很多办学者,不是把精力用在办学中,而是用在追求身份中,当初独立学院的诞生,就是追求公办身份的结

这种根据举办者的身份,对大学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反思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学校进行身份歧视,并不利于建立学校平等竞争的教育环境。我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消除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

 

怀疑民间资金,就不会有办好教育的能力?在美国,无论是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学校,还是民间资金举办的私立学校,在设立时的审批是按一样的条件,在学校设立之后,学校想进行怎样的教育,是学校的自主权,而至于学校举办的教育,是否得到社会专业认证机构的认可、受到受教育者的欢迎,那不是政府部门操心的事。得不到认可的学校自然难以生存,被淘汰出局。 其实,就是很多“出身”不错、“成分”很好的大学,也在质疑行政审批的合理性,像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就多次表达对学校只能按部就班招本科,再招硕士、博士的不满,希望能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由社会认证。但这一改革已经随南科大纳入计划体制内招生,而无法继续推进。 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已成为我国继续发展高等教育最大的障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3300万,但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没有丝毫缓解,原因在于,我国根据学校的“出身”,把高校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地方院校,分为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三本院校是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出身决定了学校的等级、高低,也限制了学生的选择空间。 按“出身”、“成分”来管理教育,并不仅仅体现在学校的举办上,而是贯穿在所有教育环节。比如,在重大项目申请中,来自名校的教授,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优先权,而在名校内部,有学术头衔者,也享有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在职称评审中,民办学校的教师,就比公办学校的教师低人一等,这制造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也加剧整体教育的不公平。 说到底,对教育进行出身和成分管理,是一种行政计划思维。这深刻影响我国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本来,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受教育者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可是处处讲出身、成分,与平等、自由格格不入。于是很多办学者,不是把精力用在办学中,而是用在追求身份中,当初独立学院的诞生,就是追求公办身份的结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举办者的身份对保障学校的办学质量极为重要。比如,南科大的举办者是深圳市政府,政府可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因此,经费、师资、场地都不是问题,由于市政府对其的定位,是办成一流大学,因此可以高起点的定位为在提前批招生,实行一本分数线。再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是两所有影响力的大学——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大家当然相信其联合举办的学校会很不错。

果,这已被现实证明为是错误的选择,有的母体校把独立学院作为摇钱树,有的独立学院则做着贩卖母体文凭的生意。而有意思的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到2013年,所有独立学院都必须独立,可至今真正独立的独立学院不到10%,有母体学校阻止独立的,有独立学院不想独立的,有教育部门质疑独立学院独立之后不能独立办学的——这种逻辑,让人摸不着头脑,现在的独立学院也是独立法人、独立师资,在母体校可以办学,为何独立之后就办不了学?既然独立之后办不了学,现在办学肯定有问题,为何视而不见呢? 要消除教育“身份论”,就必须取消不合理的教育行政审批,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教育部门正逐渐下放或取消教育行政审批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核心的审批权还掌握在行政部门,包括招生计划审批、硕士点审批、博士点审批、学位授予等等,只有全部取消这些审批,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才能给每所学校自由办学、平等竞争的空间,我国高等教育才会迎来真正的繁荣。

 

可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举政府之力,就能办出好学校?同时,有何理由怀疑民间资金,就不会有办好教育的能力?在美国,无论是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学校,还是民间资金举办的私立学校,在设立时的审批是按一样的条件,在学校设立之后,学校想进行怎样的教育,是学校的自主权,而至于学校举办的教育,是否得到社会专业认证机构的认可、受到受教育者的欢迎,那不是政府部门操心的事。得不到认可的学校自然难以生存,被淘汰出局。

 

其实,就是很多“出身”不错、“成分”很好的大学,也在质疑行政审批的合理性,像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就多次表达对学校只能按部就班招本科,再招硕士、博士的不满,希望能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由社会认证。但这一改革已经随南科大纳入计划体制内招生,而无法继续推进。

“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何南科大还在筹办,就可招生,一获招生权,就可放在提前批自主招生,可我们办了10多年的学,要独立办学都不允许?申请20%的自主招生权,也不给。”最近,笔者到一所独立学院调研,该校负责人曾担任某省副省长,他深刻感受到,在我国教育领域,还盛行“出身论”和“成分论”。 这确实让学校感到困惑,一所办了10年本科,已经独立授予自己学位的学校,可却不允许与母体校分开独立自主办学,招生只能放在第三批,而刚举办,连校舍还没有建成的学校,却可招生本科生,且放在第一批招生,执行重点批次录取线,这是很难让人想得通其中的逻辑的。 独立学院有这样的困惑,当年很多民办院校也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办学10多年了,可却不能招收本科,而由公办大学举办的独立二级学院,校舍、图书资料、师资没解决,却可立即招收本科,不能授予自己的学位,而采取授予母体学校文凭的做法。由于享受到母体学校的“身份优势”,独立学院曾风光无限,转眼他们也发现自己要走得更长远,身份成了自己的“短板”。 这种根据举办者的身份,对大学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反思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学校进行身份歧视,并不利于建立学校平等竞争的教育环境。我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消除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举办者的身份对保障学校的办学质量极为重要。比如,南科大的举办者是深圳市政府,政府可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因此,经费、师资、场地都不是问题,由于市政府对其的定位,是办成一流大学,因此可以高起点的定位为在提前批招生,实行一本分数线。再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是两所有影响力的大学——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大家当然相信其联合举办的学校会很不错。 可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举政府之力,就能办出好学校?同时,有何理由

 

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已成为我国继续发展高等教育最大的障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3300万,但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没有丝毫缓解,原因在于,我国根据学校的“出身”,把高校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地方院校,分为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三本院校是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出身决定了学校的等级、高低,也限制了学生的选择空间。

 

按“出身”、“成分”来管理教育,并不仅仅体现在学校的举办上,而是贯穿在所有教育环节。比如,在重大项目申请中,来自名校的教授,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优先权,而在名校内部,有学术头衔者,也享有更大的学术话语权,在职称评审中,民办学校的教师,就比公办学校的教师低人一等,这制造了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也加剧整体教育的不公平。

“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何南科大还在筹办,就可招生,一获招生权,就可放在提前批自主招生,可我们办了10多年的学,要独立办学都不允许?申请20%的自主招生权,也不给。”最近,笔者到一所独立学院调研,该校负责人曾担任某省副省长,他深刻感受到,在我国教育领域,还盛行“出身论”和“成分论”。 这确实让学校感到困惑,一所办了10年本科,已经独立授予自己学位的学校,可却不允许与母体校分开独立自主办学,招生只能放在第三批,而刚举办,连校舍还没有建成的学校,却可招生本科生,且放在第一批招生,执行重点批次录取线,这是很难让人想得通其中的逻辑的。 独立学院有这样的困惑,当年很多民办院校也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办学10多年了,可却不能招收本科,而由公办大学举办的独立二级学院,校舍、图书资料、师资没解决,却可立即招收本科,不能授予自己的学位,而采取授予母体学校文凭的做法。由于享受到母体学校的“身份优势”,独立学院曾风光无限,转眼他们也发现自己要走得更长远,身份成了自己的“短板”。 这种根据举办者的身份,对大学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反思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学校进行身份歧视,并不利于建立学校平等竞争的教育环境。我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消除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举办者的身份对保障学校的办学质量极为重要。比如,南科大的举办者是深圳市政府,政府可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因此,经费、师资、场地都不是问题,由于市政府对其的定位,是办成一流大学,因此可以高起点的定位为在提前批招生,实行一本分数线。再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是两所有影响力的大学——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大家当然相信其联合举办的学校会很不错。 可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举政府之力,就能办出好学校?同时,有何理由

 

说到底,对教育进行出身和成分管理,是一种行政计划思维。这深刻影响我国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本来,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教育受教育者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可是处处讲出身、成分,与平等、自由格格不入。于是很多办学者,不是把精力用在办学中,而是用在追求身份中,当初独立学院的诞生,就是追求公办身份的结果,这已被现实证明为是错误的选择,有的母体校把独立学院作为摇钱树,有的独立学院则做着贩卖母体文凭的生意。而有意思的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到2013年,所有独立学院都必须独立,可至今真正独立的独立学院不到10%,有母体学校阻止独立的,有独立学院不想独立的,有教育部门质疑独立学院独立之后不能独立办学的——这种逻辑,让人摸不着头脑,现在的独立学院也是独立法人、独立师资,在母体校可以办学,为何独立之后就办不了学?既然独立之后办不了学,现在办学肯定有问题,为何视而不见呢?

“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何南科大还在筹办,就可招生,一获招生权,就可放在提前批自主招生,可我们办了10多年的学,要独立办学都不允许?申请20%的自主招生权,也不给。”最近,笔者到一所独立学院调研,该校负责人曾担任某省副省长,他深刻感受到,在我国教育领域,还盛行“出身论”和“成分论”。 这确实让学校感到困惑,一所办了10年本科,已经独立授予自己学位的学校,可却不允许与母体校分开独立自主办学,招生只能放在第三批,而刚举办,连校舍还没有建成的学校,却可招生本科生,且放在第一批招生,执行重点批次录取线,这是很难让人想得通其中的逻辑的。 独立学院有这样的困惑,当年很多民办院校也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办学10多年了,可却不能招收本科,而由公办大学举办的独立二级学院,校舍、图书资料、师资没解决,却可立即招收本科,不能授予自己的学位,而采取授予母体学校文凭的做法。由于享受到母体学校的“身份优势”,独立学院曾风光无限,转眼他们也发现自己要走得更长远,身份成了自己的“短板”。 这种根据举办者的身份,对大学进行分类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反思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学校进行身份歧视,并不利于建立学校平等竞争的教育环境。我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消除教育的出身论和成分论。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举办者的身份对保障学校的办学质量极为重要。比如,南科大的举办者是深圳市政府,政府可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因此,经费、师资、场地都不是问题,由于市政府对其的定位,是办成一流大学,因此可以高起点的定位为在提前批招生,实行一本分数线。再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是两所有影响力的大学——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大家当然相信其联合举办的学校会很不错。 可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举政府之力,就能办出好学校?同时,有何理由要消除教育“身份论”,就必须取消不合理的教育行政审批,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教育部门正逐渐下放或取消教育行政审批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核心的审批权还掌握在行政部门,包括招生计划审批、硕士点审批、博士点审批、学位授予等等,只有全部取消这些审批,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才能给每所学校自由办学、平等竞争的空间,我国高等教育才会迎来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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