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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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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公选改革的步伐太慢  

2013-06-26 05:32: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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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校长作为官员管理的思路,而没有想到一所大学有自身的个性和特色,一个人适合当一所大学的校长却不一定适合当另一所学校的校长,更有甚者,有的毫无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也被遴选到校长岗位上,只要他满足候任校长的“前提”——对于副部长级的校长岗位,要有正厅级,对于正厅级的校长岗位,要有副厅级。很显然,校长成为了某些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 我国政府在制订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时,就已经意识到,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制约了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而对校长实行行政任命、行政管理,则是行政化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这使大学校长的首要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为此,该《纲要》提出,要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 我国教育部门也从2011年开始尝试推进大学校长公选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在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五校试点。但很显然,公选校长改革的步伐还是迈得太小,目前试点的学校只占211院校的5%,而且没有涉及一所有副部级校长岗位的学校。对于大多数大学校长的任命,还是采取传统的行政任命方式。 在我国已经开始试点校长公选的背景中,网上却出现以浙大校友名义以

据媒体报道,按照上级安排,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将调任浙江大学校长。但一封由浙江大学各地校友会负责人署名的公开信反对新校长认命,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很少见的,一时之间舆论哗然。24日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在其新浪官微声明称,从未以浙大校友会名义发布任何关于校领导任命的声明,并表态全力支持新校长的工作。事情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但我国大学校长选拔、任命机制的确需要深刻反思。

写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校长任命的不满,这实在耐人寻味。不妨设想,如果浙江大学也实行校长公选,校友们、教授们的合理意见不就可以通过公选程序得以表达吗?有舆论称,“大学教授终于公然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愤懑,开启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如果我国自上而下积极推进公选校长的改革,还会出现这一抗命历程吗?由此看来,对于看准的改革,不能拖延,而要加快步伐推进。我国教育部门应从中看到教授群体对改革的迫切期待。 当然,第一线的师生,对教改的参与,其实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教师和受教育者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出发,勇于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属于自己的教育权、学术权,那么,“行政独大”的局面就将得到改观。

 

本来,一所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就应该有教师、学生和校友的参与。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通常,一所大学校长的遴选,需要组成一个校长遴选委员会,负责按照学校的标准遴选候选人,在遴选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教授的意见、学生的意见和校友的意见,这会把懂教育、懂管理的教育家选拔到校长岗位,这样选拔产生的校长,不但符合本校的办学要求,同时,校长上任之后也会对遴选其的师生负责。

 

是把校长作为官员管理的思路,而没有想到一所大学有自身的个性和特色,一个人适合当一所大学的校长却不一定适合当另一所学校的校长,更有甚者,有的毫无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也被遴选到校长岗位上,只要他满足候任校长的“前提”——对于副部长级的校长岗位,要有正厅级,对于正厅级的校长岗位,要有副厅级。很显然,校长成为了某些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 我国政府在制订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时,就已经意识到,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制约了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而对校长实行行政任命、行政管理,则是行政化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这使大学校长的首要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为此,该《纲要》提出,要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 我国教育部门也从2011年开始尝试推进大学校长公选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在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五校试点。但很显然,公选校长改革的步伐还是迈得太小,目前试点的学校只占211院校的5%,而且没有涉及一所有副部级校长岗位的学校。对于大多数大学校长的任命,还是采取传统的行政任命方式。 在我国已经开始试点校长公选的背景中,网上却出现以浙大校友名义以

可是,我国大学校长的任命,长期来却由上级主管部门单方面主导,甚至主管部门到校宣布新校长上任时,教授和学生还不知道新校长是何方神圣。这不但剥夺了师生本应该拥有的知情权,也导致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很可能只对选拔、任命其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同时,行政部门在遴选校长时,基本上会按照行政标准而非教育标准、学术标准选拔校长。

 

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曾对大学校长进行“轮换”,这就完全是把校长作为官员管理的思路,而没有想到一所大学有自身的个性和特色,一个人适合当一所大学的校长却不一定适合当另一所学校的校长,更有甚者,有的毫无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也被遴选到校长岗位上,只要他满足候任校长的“前提”——对于副部长级的校长岗位,要有正厅级,对于正厅级的校长岗位,要有副厅级。很显然,校长成为了某些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

是把校长作为官员管理的思路,而没有想到一所大学有自身的个性和特色,一个人适合当一所大学的校长却不一定适合当另一所学校的校长,更有甚者,有的毫无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也被遴选到校长岗位上,只要他满足候任校长的“前提”——对于副部长级的校长岗位,要有正厅级,对于正厅级的校长岗位,要有副厅级。很显然,校长成为了某些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 我国政府在制订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时,就已经意识到,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制约了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而对校长实行行政任命、行政管理,则是行政化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这使大学校长的首要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为此,该《纲要》提出,要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 我国教育部门也从2011年开始尝试推进大学校长公选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在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五校试点。但很显然,公选校长改革的步伐还是迈得太小,目前试点的学校只占211院校的5%,而且没有涉及一所有副部级校长岗位的学校。对于大多数大学校长的任命,还是采取传统的行政任命方式。 在我国已经开始试点校长公选的背景中,网上却出现以浙大校友名义以

 

我国政府在制订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时,就已经意识到,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制约了我国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而对校长实行行政任命、行政管理,则是行政化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这使大学校长的首要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为此,该《纲要》提出,要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

 

写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校长任命的不满,这实在耐人寻味。不妨设想,如果浙江大学也实行校长公选,校友们、教授们的合理意见不就可以通过公选程序得以表达吗?有舆论称,“大学教授终于公然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愤懑,开启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如果我国自上而下积极推进公选校长的改革,还会出现这一抗命历程吗?由此看来,对于看准的改革,不能拖延,而要加快步伐推进。我国教育部门应从中看到教授群体对改革的迫切期待。 当然,第一线的师生,对教改的参与,其实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教师和受教育者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出发,勇于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属于自己的教育权、学术权,那么,“行政独大”的局面就将得到改观。

我国教育部门也从2011年开始尝试推进大学校长公选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在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五校试点。但很显然,公选校长改革的步伐还是迈得太小,目前试点的学校只占211院校的5%,而且没有涉及一所有副部级校长岗位的学校。对于大多数大学校长的任命,还是采取传统的行政任命方式。

 

在我国已经开始试点校长公选的背景中,网上却出现以浙大校友名义以写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校长任命的不满,这实在耐人寻味。不妨设想,如果浙江大学也实行校长公选,校友们、教授们的合理意见不就可以通过公选程序得以表达吗?有舆论称,“大学教授终于公然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愤懑,开启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如果我国自上而下积极推进公选校长的改革,还会出现这一抗命历程吗?由此看来,对于看准的改革,不能拖延,而要加快步伐推进。我国教育部门应从中看到教授群体对改革的迫切期待。

写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校长任命的不满,这实在耐人寻味。不妨设想,如果浙江大学也实行校长公选,校友们、教授们的合理意见不就可以通过公选程序得以表达吗?有舆论称,“大学教授终于公然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愤懑,开启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如果我国自上而下积极推进公选校长的改革,还会出现这一抗命历程吗?由此看来,对于看准的改革,不能拖延,而要加快步伐推进。我国教育部门应从中看到教授群体对改革的迫切期待。 当然,第一线的师生,对教改的参与,其实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教师和受教育者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出发,勇于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属于自己的教育权、学术权,那么,“行政独大”的局面就将得到改观。

 

当然,第一线的师生,对教改的参与,其实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教师和受教育者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出发,勇于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属于自己的教育权、学术权,那么,“行政独大”的局面就将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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