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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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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关键在管办评分离  

2013-12-27 07:01: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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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决定从2013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我国教育部门有必要借鉴其收集和发布教育信息的做法。

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

 

当然,教育部门和高校所公布的数据,并不能满足各种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需要。要获得更详细的情况、数据,这些机构,还必须到高校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评价体系所需要的第一手数据。这就考验专业评价机构的专业性。

 

总之,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不能越权代替专业机构实施评价。只有将政府部门的资质监管、信息服务和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结合起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评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这才能真正提高高等教育建设质量。

 

所以,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地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政府教育部门把办学权真正交给学校,将评价权交给社会和专业机构。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放权改革的新机制和改革问责机制。

 

放权改革的新机制,是把主导教改的机构,从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由教育部门主导要求教育部门放权的改革,必然陷入放权的悖论,放不放权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说了算,只有由全国人大会和地方人大主导,讨论、审议通过教育改革法案,再按法案监督政府放权,才能让改革深化推进。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不可能有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近年来狠抓的一件大事。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省教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规定,毕业生就业派遣后,各高校非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为准,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相关高校统计数据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发布上述通知,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该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对照决定的要求,再看福建省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一要求是与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改革,背道而驰的,确切地说,决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地方教育还继续按照原有的行政思维对高校采取行政治理、行政评价的方式。 用行政色彩很浓的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统计数据,说到底,还是行政评价,而非独立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其提出的“数据采集”要求,可能难以达到真实、客观反映高校就业质量情况的要求。因为不论是来自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统计数据,还是相关高校自己统计的数据,都由于其来源并不独立,而存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教育部门统计、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一直存在弄虚作假的质疑——数据就由学校统计、上报给教育部门,如何确保真实、客观?而如果连基础的数据都存在问题,基于数据的报告的价值也就有限。 不独福建省如此,浙江教育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该省教育厅,也于最近发布《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普通本科高校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包括由省教育厅计财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评估院、省教育厅外事处等,其中,有关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数据、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数据,由省教育评估院提供。规定人均起薪水平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这也完全是对高校进行行政评价,而众所周知,上一轮本科教育评估,由于采取优秀评价方式,产生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叫停了优秀评估,而只进行合格评估,可浙江的评估体系不但完全采用行政部门的数据,还在搞行政主导的优秀评估。 地方教育的这种做法,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这表明,地方教育并没有做好教改的准备,或者仅是喊着改革,但却不愿意真正放权,还是把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鉴于行政评价是行政用单一的评价标准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因此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都很难实现这样的初衷。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高等院校的财权和人事权,因此,由行政主导的评估、评审,必然会被高校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也为权力提供寻租空间。评估泛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问题。这也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刚发布,就要求各地做到

 

改革问责机制,是对有关部门不落实改革的行为,实施问责,像福建和浙江,教育部门在管办评的要求之下,依旧实行行政评价、行政评审,就是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置于一边,对此,只有严肃对照改革要求,实施问责进行整改,才能让决定、纲要落地。这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重中之重的工作。

管办评分离,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就明确指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这已经指明了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方向,就是政府部门退出评价,而把高等教育的评价交给社会专业机构进行,实行专业评估和社会评估。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三年之后,地方教育部门的行政评价思维一点未变,这无疑令人失望。 对此,教育部门可能会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没有具有很强公信力的社会专业机构,评价还得依托行政机构,这只是不愿意放权的借口,在笔者看来,只有政府部门主动退出高等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领域,才可能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培育,提供土壤和空间。 近年来,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社会舆论普遍担忧,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加之社会诚信不佳,会造成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乱象纷呈。毋庸置疑,这种担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需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专业机构不成熟和社会诚信不佳。以笔者之见,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评价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专业机构只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由于行政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和师生负责”,所以,这反而制造了不良的教育风气。鉴于此,要让社会专业机构成熟起来,必须让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假以时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生存空间的社会专业评价会逐渐规范并走向成熟。事实上,与政府部门担心中介机构缺乏公信力相反,我国已有社会专业中介机构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行政部门只是装着没看见。 而推进管办评分离之后,政府如果能做好其管理的本分,也是为专业评价、社会评价服务。其中之一,就是做好教育信息公开与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总体看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做得并不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信息公开不及时,查阅高校的网站,有的学校上一次更新校情信息,还是两三年之前。其二,信息公开不全面,对于一些“核心”的办学信息,诸如财务收支信息,几乎没有学校公开。三是公开的信息不真实,比如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就包括全职和兼职(挂名)的院士,这造成不同口径公布的高校数据,各不相同,公众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数据才好。 高校信息不公开,这既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制造了难题——获得准确的数据很难,同时又给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机构“商机”,一些中介评价机构,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通过编造数据来抬高对某些高校的评价,由此谋求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信息的公开,就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2010年9月,教育部为此专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高校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为社会评价、专业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也防止具体评价机构在数据上做文章。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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