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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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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国办“自由学校”  

2013-11-13 08:51: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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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11月5日刊发了程红兵先生撰写的文章《我为什么去深圳?》。程红兵曾先后担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长。几个月前,他接受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聘任,成为该校校长,年薪百万元。文中,程先生谈到这所由公立学校委托管理、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的学校所采取的开创性做法,即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认为这所学校符合他“办中国的自由学校”的理念。

  

育权、学术权的分权,建立教师委员会来评价教师,建立家长委员会来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同时鼓励学生自治,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包括进行批评和质疑。    在程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也许他准备这么做,也许他已经做了,只是未在文中提及。如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比如校长在校内包揽大权,实行家长式管理,不允许教师、学生质疑,那么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建立教师同行评价、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允许学生自治,这些是“办中国的自由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在呼吁教育部门向自己放权的同时,校长也得放权给教师,转变管理学校的理念。因为,校长在自由的学校中,就是为师生服务的人。    把基础教育从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把学校从政府“管评办”一体化中解放出来,把民办学校从唯公办是尊的不平等办学环境中解放出来,把教师、学生从行政治校中解放出来,这才有自由的学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办学者自己能真正清理掉那些不“自由”的想法。

其实,早在程先生发文之前,我接受深圳媒体采访时,就谈过对这所新成立的学校的看法。恕笔者直言,我对程先生十分看好的这所学校并不那么看好。读了这篇文章,某些疑虑进一步加深了。

  

我赞成这所学校采取的管理方式,即由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腾讯教育基金会、社会贤达、家长代表、教师代表、校长组成校董会,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建设现代学校的必然选择。但要让这一制度良好运行,仅凭热情远远不够。

《东方早报》11月5日刊发了程红兵先生撰写的文章《我为什么去深圳?》。程红兵曾先后担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长。几个月前,他接受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聘任,成为该校校长,年薪百万元。文中,程先生谈到这所由公立学校委托管理、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的学校所采取的开创性做法,即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认为这所学校符合他“办中国的自由学校”的理念。    其实,早在程先生发文之前,我接受深圳媒体采访时,就谈过对这所新成立的学校的看法。恕笔者直言,我对程先生十分看好的这所学校并不那么看好。读了这篇文章,某些疑虑进一步加深了。    我赞成这所学校采取的管理方式,即由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腾讯教育基金会、社会贤达、家长代表、教师代表、校长组成校董会,实施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建设现代学校的必然选择。但要让这一制度良好运行,仅凭热情远远不够。    程先生在文中谈到:“我们不能把突破今天教育僵局的希望寄托在当下的民办学校身上,当下中国虽然有不少的民办学校,但尚未进入教育家办学的阶段,而基本停留在企业家办学阶段,他们基本摆脱不了借办学以求经济回报的思路,说得重一点,媚俗是其基本表征。”这一观念笔者不敢苟同。    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平等竞争,以满足受教育者不同的教育需要。可以说,体制内的一些公办教育管理者、办学者,长期歧视和贬低民办教育,不但限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也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多元发展。这正是我国教育的问题之一。一个有“办中国的自由学校”理想的办学者如果也贬低民办教育,那么其“自由学校”的理念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今天的民办教育存在很多问题。除制度不平等的因素外,一些民办学校的办学者确实缺乏教育理想。这导致民办学校地位不高,受到质疑。但相对而言,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民办学校,

  

程先生在文中谈到:“我们不能把突破今天教育僵局的希望寄托在当下的民办学校身上,当下中国虽然有不少的民办学校,但尚未进入教育家办学的阶段,而基本停留在企业家办学阶段,他们基本摆脱不了借办学以求经济回报的思路,说得重一点,媚俗是其基本表征。”这一观念笔者不敢苟同。

  

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平等竞争,以满足受教育者不同的教育需要。可以说,体制内的一些公办教育管理者、办学者,长期歧视和贬低民办教育,不但限制了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也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多元发展。这正是我国教育的问题之一。一个有“办中国的自由学校”理想的办学者如果也贬低民办教育,那么其“自由学校”的理念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今天的民办教育存在很多问题。除制度不平等的因素外,一些民办学校的办学者确实缺乏教育理想。这导致民办学校地位不高,受到质疑。但相对而言,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民办学校,比之受行政化问题困扰的公办学校,总体还要好一些。比如,民办学校的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因而不像公办学校的办学者那样眼睛朝上。另外,在受到制度约束、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缺少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一些民办学校也在艰难探索。举例说,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采取的管理模式,在有的民办学校早就实行了。以笔者之见,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不在积弊深重的公办学校,而在民办学校。

育权、学术权的分权,建立教师委员会来评价教师,建立家长委员会来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同时鼓励学生自治,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包括进行批评和质疑。    在程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也许他准备这么做,也许他已经做了,只是未在文中提及。如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比如校长在校内包揽大权,实行家长式管理,不允许教师、学生质疑,那么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建立教师同行评价、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允许学生自治,这些是“办中国的自由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在呼吁教育部门向自己放权的同时,校长也得放权给教师,转变管理学校的理念。因为,校长在自由的学校中,就是为师生服务的人。    把基础教育从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把学校从政府“管评办”一体化中解放出来,把民办学校从唯公办是尊的不平等办学环境中解放出来,把教师、学生从行政治校中解放出来,这才有自由的学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办学者自己能真正清理掉那些不“自由”的想法。

  

从公办学校走出且担任过教育局领导的程先生,应该已经认识到我国教育严重的行政化、功利化问题,也应该已经了解到民办教育的生存处境。因此程先生不应轻视民办学校,而应呼吁制度改革,给所有学校“松绑”。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民办教育机构追求经济利益,也不能因此认为这些机构“媚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按照教育规律经营,为受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也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和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一样值得尊重。“自由学校”的要义,就在于学校充分自主办学,为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选择。

  

而程先生所在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要真正落实与功利主义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其实也需要构建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如果评价体系还是单一的升学率,即便官员表示不看升学率,也无法让学校排除功利方面的考量。如果几年后,这所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没达到当地平均水平,不知程先生是否会得到续聘?退一步说,如果这所学校不在乎升学率,学生未来选择出国,那么最终的办学业绩,是否要用被海外名校录取的学生数量来证明?可以说,呼吁给所有学校“自由”,也是为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自身。

  

一所学校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就必须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这还不够,现代学校制度还要求校长职业化,在校内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分权,建立教师委员会来评价教师,建立家长委员会来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同时鼓励学生自治,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包括进行批评和质疑。

育权、学术权的分权,建立教师委员会来评价教师,建立家长委员会来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同时鼓励学生自治,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包括进行批评和质疑。    在程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也许他准备这么做,也许他已经做了,只是未在文中提及。如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比如校长在校内包揽大权,实行家长式管理,不允许教师、学生质疑,那么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建立教师同行评价、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允许学生自治,这些是“办中国的自由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在呼吁教育部门向自己放权的同时,校长也得放权给教师,转变管理学校的理念。因为,校长在自由的学校中,就是为师生服务的人。    把基础教育从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把学校从政府“管评办”一体化中解放出来,把民办学校从唯公办是尊的不平等办学环境中解放出来,把教师、学生从行政治校中解放出来,这才有自由的学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办学者自己能真正清理掉那些不“自由”的想法。

  

在程先生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也许他准备这么做,也许他已经做了,只是未在文中提及。如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比如校长在校内包揽大权,实行家长式管理,不允许教师、学生质疑,那么最终也是行不通的。建立教师同行评价、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允许学生自治,这些是“办中国的自由学校”最重要的部分。在呼吁教育部门向自己放权的同时,校长也得放权给教师,转变管理学校的理念。因为,校长在自由的学校中,就是为师生服务的人。

  

把基础教育从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把学校从政府“管评办”一体化中解放出来,把民办学校从唯公办是尊的不平等办学环境中解放出来,把教师、学生从行政治校中解放出来,这才有自由的学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办学者自己能真正清理掉那些不“自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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